書名原文可直譯為局外人，意涵著書中主角莫梭雖身處社會之中，卻無法融入自身的生活空間，他並非如旁人所觀，對於生命感到疏離與冷漠，而是針對這個社會，他無法協調地參與社會的體制與一致價值。面對社會運行的方式，正因為如此深入其中，反而產生深刻的疏離與對生活之荒謬感，如同一離鄉而來的陌生人，以冷靜旁觀的角度看待眾人隨波逐流的生活及思考方式，卻深深無法和諧地與這樣的社會網絡連結。
我想這樣的標題意義，涵蓋了在一群體中卻與其疏離的個人，就像自認為不屬於此地的陌生遊人，卻又無法避免與社會本身產生關連與互動，而進行某種程度的妥協，最後在真實的重大事件發生後，因為無法理解人們建立起的虛偽與荒謬，選擇一種妥善面對自我的離開方式。
因為「存在」本身是沒有意義的，除非人類給予少許的意義；對於人生中被賦予意義的那些重大時刻，都屬於荒謬，無法被理解。當這種無法解說，而又莫可奈何的情境產生，荒謬感也隨之而來，這在卡繆的小說中以文學性方式具體展現出來。
例如，莫梭的女友問他，要不要同她結婚，莫梭回答，結不結婚對他都一樣，如果她願意，可以這麼做。女友又問莫梭是否愛她，莫梭說他並不愛她，認為這沒甚麼意思。這就描寫出人生的荒謬感，對於女友的感情試探，莫梭不懂得其中意義，並不是因為他不能感受女友強烈的情感寄託，或是無感於社會共識中情人應有的情感交流，而是他真實地這樣認為，也說出了真實的話語，他說，要是瑪莉願意的話，他們可以結婚，而若有另一個同樣愛他的女人，提出同樣的建議，他同樣會接受。
雷蒙向莫梭吐露，自己的情婦存心詐騙，因而使用暴力，將她打得流血，並認為她受的懲罰仍不夠，便宜了她。雷蒙策畫了一個不道德的計畫，準備羞辱他的情婦，要求莫梭為他草稿，寫一封信。過程中，莫梭沒有明顯的情緒反應，對於雷蒙問道，若換作是他會如何？莫梭說不知道，並沒有反駁其想法或站在其立場為他喝采的意見，這時，是一個荒謬的時刻，這亦不是莫梭對於善惡沒有分別，他能清楚看見事情的表面，但不願任意作聲。
我不認為莫梭該被判死刑。若我們首先認定，他被判死刑的主要理由，是回溯他過往的經驗，在母喪中沒有表露悲傷情感，發現他耽溺於女色與玩樂之中，而認為他存心不良，預謀犯罪，但實際上這些因素都是由社會訂定的道德、情感規範限制，並無深究個人內心的動機與意圖，則我們不能說，莫梭應該因為其泯滅人性、無再教化可能而判死。
我們可見到，受審判的過程中，所指控莫梭的理由並非是真實的，是遵照社會規範、道德與價值觀，與眾人輿論交集的結果。莫梭的確殺了人，不論是因為復仇、一時氣憤，或是受強烈陽光刺激，而暗指著整個暴力情境的影響，他須為犯罪而受罰，但並非因他不信神、不悔過，且對眾人指望他的懊悔與認罪感到疏離而受罰。
最後，人們判斷他預謀犯罪且無改過的定論仍舊成立，於是莫梭在心中高聲呼禱，行刑的那天有群眾熱鬧的怒吼歡送，一如他保持坦白，以不虛偽的方式接受自己應負之責任。
我不覺得人生荒謬，也許是因為自己被照顧得很好的關係，在大學以前，少有機會經由關注、研究社會議題，而受到心理上衝擊，去思考個人對社會責任的範圍；並未對社會規範使人們的行為單一化，與其所導致之不自由有太多自覺。但在人生路程上，也能不斷感受到自己正在學習，對這世界有更多關照，當直覺上順從輿論或媒體所傳播的資訊，或是運用普遍道德標準來判斷事物時，會稍停下思緒，改以個人心理以及自然權利的思考角度，重新再演繹一次自己對事物的理解。
對存在主義的思考有所瞭解之後，認同個人應對其人生負有全責，而不能歸咎於其本質如何，而每個人可對社會一致認同、未經過多反思的傳統想法保持疏離，同時，也必定需要某種程度上的接納社會規範，受到制約。對於人生，在起疑處深加追究，找尋最佳且平衡的解決方式，而非在面對荒謬時，犬儒式地以更大的荒謬來回應。
（一） 存在：異鄉人書中的莫梭在性格上有兩種特徵，他不關心升遷或結婚這一類目的性事務，他對外在世界直接能感受到的快樂或不快樂，完全冷漠不關心；但他對於自然現象的描述，卻深具觀察力，並且能連結到美感層次的感受。
當他在獄中時，他度過時間的方式是經由回憶過去，但他對於過往生活的價值停留在：「夏日的氣息、住家附近的景色、室內擺設物件的位置、瑪莉的微笑與洋裝」等語，代表他所感受到的是真實事物，而不願意給予其多餘的說明，不經由一時的感受推演出情緒化的抽象概念。
莫梭願意在個人心中建立價值的事物都是此時此刻的感動，以及具體的經驗與觀察，而非其內心情緒建立的模糊感受，並且花了一點心力去迴避這點，我們多少能見到存在先於本質的影子。
（二） 主體性：存在主義中，認為「沒有知識可獨立於認知的主體」，對於個別人類，最重要是「如何」這個問題，即如何使知識內容成為個人生活的內容，過程中，知識不只是被動的接納，同時也是具創發性的。
莫梭在面對道德問題的態度上始終是一致的，雖然看起來這個人並無對周遭生活大事有所意識，但實際上，他對事所採取的態度必經由內在認定統合過。
例如，在他回絕了老闆派他前往巴黎的計畫後，把他對於升遷與進取的想法表態了一番，他想：「我也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改變我的生活……我還是學生時，就有許多雄心，但在我不得不輟學時，我很快的就了解到，那些實際上都是無關緊要的。」莫梭自覺人生中有意義的型態難以經由社會、經濟方法達成，而放棄了這方面的雄心，雖然如此，他也未在其他方面展現過多的行動力，只是了解到世界上缺乏一定有意義的道理，又無法與現實平凡的共通思想共處。這是其自己創造的理由，由外界觀察後內化至心中的定理，並非囫圇的將學習到的知識概念化為生活內容，而強調主體性的真理，強化了主體性的真理不存在於客體對象上，而存於人類自身中的概念。
（三）
荒謬性：存在主義文學中總是充滿荒謬感，對於事物的存在並無充分理由的事物，以及事物非必然的存在，真實面對這種景況，我們發現這世界的非理性，也無真正客觀價值去評斷，所以存在主義自覺要去面對荒謬感，不再用主觀的目的去投射，要求世界成為某個樣貌，因為世界每次的回應只會是沉默而已。
我認為，書中最顯著的荒謬場景是在莫梭受審判的法庭上，眾生吵雜，人們對莫梭的犯後不悔以及母喪後未流露悲傷之感，詫異甚至憤怒，比對著他在獄中等待著上斷頭台的時刻，他希望行刑那一天，有一大群民眾來看熱鬧，並以咒罵的吼聲為他歡送。
我的人生觀與存在主義有某程度上的相應，我對於把握當下、擔負責任的理解，也大於對於追隨人生過往或是人與人之間態度的理解，但我對於世界的疏離感沒那麼重，對於人生的荒謬，我可能有所察覺，卻不會與其保持距離，我想就如同一般經過社會化的人一樣，我能擁抱日常生活中，人與人的基本價值、道德規範，對於所見的矛盾與不合理，只要在不損害人的權利情況下，也就當成世界上出現事件的不同變化罷了，也可說是緣分。
對於人生的目的與意義，我希望自己能夠在善盡基本責任的狀況下，盡力為整個社會產生貢獻，同時也強調人與人之間、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平衡，隨時讓自己保持在學習的狀態下，盡量減少自己散漫、無目的的時間，享受人類知識在腦海中的累積，這些思考與自行建構的論述也能代表自己人生的意義。
對於自己，不要吝於執行利他行為，對於社會不平等、不正義的角落，致力去導正它、改善它，若能藉由自己的能力在社會上得到一定高度，有實際決定事務的權利及發語權時，永遠顧及各種出身的人們，時時為他人處境著想，並瞭解在每種立場間權衡的情況下，沒有什麼樣的權力傾斜是理所當然的，一切都必須顧及整體，以及我們無法觸及、聽見的微弱個人。
卡謬以瘟疫的來襲，描寫俄蘭這座城市從鼠患四起，病患出現，經過行政高層決策，至全城封閉的過程，「瘟疫」不只有效地製造出封閉社會的情況，也成為後來人們堅忍奮鬥的目標對象，看完全書後，能夠瞭解瘟疫造成的恐慌加之於社會的心理，除了可代換為其他災禍，也象徵人類自殘的戰爭行為。
書本的最後幾頁，寫那位久病老人喊道：「但是『瘟疫』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？只是人生罷了。」也許是藉這個角色下一註腳。
我想，「瘟疫」除了借取歷史上真實發生的嚴重疾病，也可擴及解釋為人類生活中所遇的種種困難，當面對困難時，眾人的自由受到限縮，彼此利益因壓縮而衝突，此時有人奮力顧全自己，為自己在變動的局勢中站穩地位，竭力往「瘟疫」的方向逃離；有人隨波逐流，拿不出辦法面對苦難的來臨，或將災難視為命定，或將一切精力留予等待；也有人如同書中主要角色，在危機的時刻，選擇面對困難，嘗試解決問題，並且在理性與命運之間不斷反思，堅持為社會維持基本秩序、減輕他人的痛苦，讓積極的人道精神留存最後。
（一）瘟疫初起時，人們對於不在身邊的人，還有鮮明的記憶，並且沉痛地自感有所損失。後來，雖則他們仍能清楚地憶起所愛者的面目、聲音、笑貌，並且在他們目前的回顧中，還記得曾在那些場合之中，彼此相處愉快。但在拼湊回憶的同時，卻無法想像這個他或她，可能正做著什麼事，也就是說記憶力仍在，但想像力卻消失了，而再過一段時間以後，連記憶力都會失靈。
（二）開頭幾個星期的憤怒衝動，已為無限的沮喪所取代，雖然它同是一種消極而一時性的默許狀態，但我們卻不可誤以為就是忍讓。
（三）他們共享著本城的麻木不仁與無聊騷動。他們失掉了批評精神的每一殘痕，而贏得一副冷血從容的神氣。……他們喝著自己的啤酒，照拂著自家的病人，或者懶散無聊，或者用工作麻醉自己，在辦公室裡整理文件，或者在家裡聽聽唱片，一點也不表現出與我們其他的人有何不統。換句話說，他們不再為自己有所選擇：瘟疫已經剷平了一切差別。
「瘟疫」若成為人們生活中遭遇艱困時刻的象徵，是摧毀人的生命健康、限制人的自由、擾動人與人之間原有關係的具體化形象，則瘟疫是必然發生，並且在人類社會中潛在蟄伏，每遇大事件時，可能發展、蔓延至眾人的一種恐懼與障礙與罪惡。
書中提到，瘟疫籠罩俄蘭城，帶給人們恐懼、失去希望，卻只是短暫的喘息時間，因為他們必須再度肩起重擔。瘟疫的到來，讓人間充滿疑惑與害怕，充滿人的痛苦掙扎而致死去，仍活著的人添加火葬場的燃料、為僅有的生活空間消毒、隔離，當等待期拖得太長，人們終於放棄等待，整個城市如同沒有未來一般地生活著。
但在渺茫的希望當中，我們仍能聚焦於一群人──書中抗疫的主角們，他們擔負起防止疾病擴散、維持秩序的責任，並與被隔離在城內的人們一同奮戰，在最艱困的環境裡，抱持各自的意志，努力堅守崗位，或是自願分擔更多工作，並且試著找出解決瘟疫的方法，在充滿痛苦與心理衝擊的過程中，抵擋對自我的疑惑。
最後才能發現，這場瘟疫不是永恆的等待，當鼠疫的病況愈來愈接近肺炎型，人們的希望逐漸復甦同時，病人的行為也有根本改變，原本屈服於沮喪或瘋狂的人，又變得像懂得如何保護自身利害，尋求醫療上的幫助，雖是人性使然，但對於李爾醫生的工作，已是大幅減輕其壓力，單打獨鬥的時間過去，人們重新團結合作。在最黑暗的環境下，一絲光線才顯出了最耀眼的光亮，周遭逐漸回暖的時候，人們才能真正看見彼此的面容，同書中結尾時寫道，經過瘟疫期所學到的教訓：「人之可讚之點，多於其可鄙之處。」
醫生李爾代表著理性的科學精神，以現代醫學的角度，照護患鼠疫的病人，主張訂定有效的規則，將病人依法隔離，使疫情不致擴大，並且積極研發鼠疫疫苗，也在疫苗測試的過程中，面臨眼看著不應有罪的嬰孩受盡痛苦的內心譴責；神父潘尼洛代表著神學意志，主張人們無法理解神的意志與選擇，人必須放棄天性上的畏懼與狂亂，並以自身實踐，但在災難加劇時，神父對著信徒說，「凡是不去採取預防措施，或是不去遵守為了顧全瘟疫期間大眾福利而頒行命令的人，都是錯誤的」，邀眾人勇往直前，正視這場奮鬥，盡力為善。
不論是從人們做好完善防備，等待治療方式出現、人定勝天的角度，或是不可知神的意志，而人須盡力為善的角度，最後都達成了共識，要求人們在危難時團結一致，為彼此奉獻、互相支撐，單一個體的堅定意志，能凝聚為改變大環境狀態的力量，兩者的合作，就是由個人出發定義價值，而能改變社會的具體實現。
塔霍由於少年時經歷法官父親濫用正義的震撼，而反對人基於自認的絕對真理去審判別人，他終其一身從事抗爭的志業，書中提到，他心中唯一的疑問是，一個人是否能不憑藉上帝而做個「聖徒」？他想從無望中祈得心靈的祥和，這也是他與李爾的最大差別，李爾關注的是做人的基本，相信藉由維持「基本禮儀」維持秩序，就是人們各盡其職。
記者藍伯原想逃出城外，回到愛人身邊，他在隔離城內找尋偷渡方法的過程中，忙得焦頭爛額，多次挫折中，發現自己在追尋目的的當下，根本無法維持對女友的思念，因為當自己花費心力時間在某件事上時，是不可能深深地想著某人的，最後在歷經這種隔離折磨，及受到李爾醫生的精神感動，藍伯選擇在終於可以逃離瘟城的前一刻，選擇留下與李爾並肩作戰。依我所想，人們選擇了當下正面對的困境與問題，採取積極行為創造自己的價值，而不在當下的思念與愛戀，只能夠先放一邊。
書記人員格蘭，他的夢想在寫作上，有時花了長時間執著於一個句子，對於用字不斷刪改，他貢獻了大量時間在醫療工作，努力在原有職位外找尋時間投入防疫，作者認為格蘭比李爾或塔霍更能鼓舞衛生小組的沉默勇氣，他擁有屬於一己第二天性的寬大胸懷，毫無片刻猶豫地答應他人要求。若紀錄中絕對包含一位「英雄」，那麼作者推薦的就是這樣微不足道、沒沒無聞的英雄，有著心地善良以及看來荒謬的理想，英雄主義絕對不會排在追求幸福的要求之前，同時也是那為人所稱頌的不居功的樣貌。
「『瘟疫』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？只是人生罷了。」從把瘟疫看作整個人生的角度，書中的主要角色分別代表著不同的人性與思考方式，李爾醫生所關注的是人的基本作為，對於神聖義務及英雄注意沒有興趣；而記者藍伯在投身衛生小組工作，以及找尋偷渡出城的辦法過程中，體會到人在當下作為的同時，是無法真正對遠方情感有所感受的，一切情感都源自於存在，而選擇留在城內參與防疫，依照通俗的說法，將戀人之間的情愛化為了對人類之愛；塔霍因為年輕時的經歷，對正義有自身深刻的見解，認為同情、同理是得到和平的方法，他始終同情以及理解的眼光看待人性的壓抑及放縱，多少也表現出作者看待世人的態度；身為小人物的格蘭，被敘述者稱作是沒沒無聞的英雄，具有積極為善的精神，願意貢獻己力、為他人付出，其實就如同我們人生中常見到的大社會結構底下的螺絲釘。
這些人物都代表了人在當下，善盡本職、擔負責任的能力，同時對於荒謬場景的疏離、冷漠、痛苦等特質有所反轉，營造出人道精神的光輝，描寫一群人盡力扭轉大環境的阻礙，使原本不緊密的人們相互合作，最終等待見到曙光。從異鄉人到瘟疫，從個人的強烈疏離感到眾人肩負重擔面臨挑戰的態度，引人思考。
